族是总称凡与血缘有关的人。

朱先生自幼聪灵过人，十六岁应县考得中秀才，二十二岁赴省试又以精妙的文辞中了头名文举人。另八位编撰人员全是他斟酌再三筛选的才富八斗的饱学之士，有他旧时的同窗也有他后来的得意门生，他们全是关学派至死不渝的信奉者追求者，这说明朱先生是关学的信奉者、传承者。

仁义是人道的主要内容。就是说，人与禽兽最根本差别是人有扎根于心的仁义，人的所有行为都应该是从此发出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，而不是表面上有意地行仁义，此即所谓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。牛兆濂字梦周，号蓝川，蓝田县人，清末关中大儒，家就在白鹿原下。1893年赴三原拜贺复斋（瑞麟）为师，言：慈亲之命，但愿濂学为好人，他非所望焉。先生的一生，布衣自足，不慕荣利，以耿介廉洁自守，具冰雪之操，追求着一种淡泊明志的隐居生活。

儒家文化非常重视人格建树。它不仅能从生长于此地的普通人身上见出，而且在这里的文化人身上，作家艺术家的身上也有相当典型的表现。《春秋繁露·玉杯》云：《春秋》论十二世之事，人道浃而王道备。

阳气暖而阴气寒,阳气予而阴气夺,阳气仁而阴气戾,阳气宽而阴气急,阳气爱而阴气恶,阳气生而阴气杀。第三，董仲舒以《春秋》为基础，在政治实践上提出引礼入法(制)、礼法并用，以礼主法的思路，使儒学从理论形态迈向实践领域，为汉初儒学的思想整合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。……荀卿是儒家之逆转。对此，学人已多有详论，本文从略。

当然，董仲舒在强调道德教化的同时，并没有否定刑罚的作用，只是将刑罚置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，不可专而任之。传统社会治理主要是以儒家为主，兼容道、法、墨等各家各派形成的综合性很强的社会治理体系，这就是德、礼、政、刑一套立体道德网络综合治理体系。

董仲舒阐释《春秋》中春，王正月云:上承天之所为，而下以正其所为，正王道之端[4]2177。[6]275-276行礼乐教化，天下就会甘于饴蜜，固于胶漆[6]169，同时，统治者还必须用法，正法度之宜[4]2188，并使有功者赏，有罪者罚，赏罚用于实，不用于名，……则百官劝职，争进其功。圣人之道，不能独以威势成政，必有教化。[4]2178道德教化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，必须首先注重教化。

他比喻说：琴瑟不调，甚者必解而更张之，乃可鼓也。如果没有教化防患于未然，就像大河的堤防坏了，刑罚再多也无济于事。汉承秦之敝，必须革除。（一切自然法象，皆由此五天帝发号施令。

[8]148董仲舒提出的复古更化是在陆贾、贾谊反思秦政、批判现实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反思周秦，批判黄老政治和汉承秦制所造成的后果，乃至批评文、景以来仍然任狱吏、重刑罚的政策，重申儒家的王道理想，要用儒家治道取代黄老政治，消除法家严刑峻法的积弊。是故《春秋》之道，以元之深正天之端，以天之端，正王之政，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，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。

这就是复古更化不是对现有制度推倒重来的革命，而是以向后看的方式向前走，即以复古的方式构建理想政治模式，更新现实政治，推动历史前进。所以，看似矛盾，实则并不矛盾，这就叫做此一时彼一时。

前几年的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提法，是受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，试图把中国的德治与西方的法治结合起来，但是由于没有礼治作为主体，居中制衡，向上沟通道德，使道德能够落实，向下沟通法律，使法律有所统摄，结果德治和法治相结合就没有办法落实，没有形成新的综合社会治理模式。古人有言曰：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[5]3就是要复兴孔子曾经向往的西周礼乐文明，同时改革秦以来严刑峻法的积弊。但是，在《春秋繁露》里，却有大量的法家思想，如《王道》说：道同则不能相先，情同则不能相使，此其数也。）在地上代表此天帝的则为王者。当更张而不更张，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：当更化而不更化，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。

（李斯、韩非主张以吏为师，以时王法令为学。[6]32-33即《春秋》的精神在于明王道。

显然，新一代领导人治理国家的思路已经很清楚，就是继承几千年来古圣先贤、历代大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治国理念和治理模式，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四方正，远近莫敢不壹于正，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。

众所周知，我们前几年一度掀起了德治与法治结合的讨论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深入下去，更没有得到落实，这里可能有许多原因，但是我觉得从理论上说，没有提及礼治与德治和法治配合，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。在复古更化的主张前提下，董仲舒对汉初各家治道思想的整合由此就三个方面展开： 首先，重建上古三代的王道政治理想，并结合春秋战国王霸之辨的理论成果，完成王霸结合的总体治理模式。

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，犹阴不可任以成岁也，否则谓之逆天，非王道也[6]328。最初来源于生物学，是指生物机体或细胞中各个组成部分在结构上有着严密的组织形态，在功能上能够很好地协同动作，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良性系统。讥天王以致太平，刺恶讥微，不遣小大，善无细而不举，恶无细而不去，进善诛恶，绝诸本而已矣。……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治国理政、管权治吏思想，有丰富的礼法相依、崇德重礼、正心修身的历史智慧。

钱穆论董仲舒思想的渊源说： 董仲舒在百家庞杂中独尊孔子，颇似荀卿，但他承袭邹衍，来讲天人相应。）此将转退到春秋以前之朴素观念。

[4]2177天道任阳不任阴，王者法天，应该任德不任刑。[6]467-468《春秋繁露·基义》云：天出阳，为暖以生之。

故为人君者，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，正万民以正四方。他说：天之生民，非为王也。

阐述了王道统治德刑兼用，阳德阴刑，阴兼于阳，德主刑辅的基本原则。）而董仲舒则想综合此两家。临政愿治，不如退而更化。更化则可善治，善治则灾害日去，福禄日来。

其遗毒余烈，至今未灭，使习俗薄恶，人民嚣顽，抵冒殊扞，孰烂如此之甚者也。[4] 2177这就把法家任刑的思想完全否定了。

同理，为政而不行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，乃可理也。[6]173《考功名》还说：挈名责实，不得虚言，有功则赏，有罪则罚……赏罚用于实，不用于名。

是故阳常居大夏，而以生育养长为事。儒家所重在人之情性，（孟子曰：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。